千夫长的《长调》(首发《作家·长篇小说号》2007年第9期,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07年度长篇小说最佳排行榜。我以为,这既是对文学创作多年小说家千夫长的一个肯定和荣誉,也是对当前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造的一个启示。由《长调》我读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期望同大家分享与探讨。
一、少年经验与文学记忆
读千夫长的长篇小说《长调》,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你行走多远,故乡永远在你的记忆里。少年时代的故乡经验,往往伴随你的一生。
《长调》里的故事,是千夫长独有的文学记忆,是不可替代也无法创作和复制的。阿蒙在寻找阿爸的过程中,自己长大成人了。小说中的三部:牧场、旗镇、阿茹,象征的原生态草原、现代文明和草原的母性,这些蒙古长调的音乐元素,构筑了一部文学元素的《长调》。一个人的成长记忆,变成了一个小说家的文学记忆。
在深入《长调》之前,有两个必要的阅读心理准备至关重要,假如没有这两个有别于一般小说阅读的心理准备,我们会迷失方向。
尽管《长调》里展示了大量独到的少年经验和情怀,但《长调》有区别于单纯的“成长小说”,贯穿始终的一条线,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精神世界的探测。从13岁的“我”在那个凛冽凌晨的出发,到“我”和雅图的朦胧情感际会,再到“我”和阿茹简单而幸福的同居生活,无不充满着“我”通过这两个女人探寻人生的企图。即使是那个一笔带过的因难产而死去的产妇,也在“我”的灵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会经常问自己:“她是灵魂不老,还是因为永远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感觉到那个女人的恐怖像夏天飘动的云影,掠过草地,到处蔓延,无所不在”。这种飘忽的记忆,是少年对生与死的思考,这种思考显然是早熟的、提前的。遍布全篇的这类细节,都让这部小说超越了成长小说所能承载的容量。这或许不是成长记忆的真相,是作者长大成人之后追加或赋予记忆的担当。
此外,《长调》还有一个容易让阅读者掉入误区的陷阱,那就是——“长调”。一些望文生义的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展示蒙古长调的“音乐小说”。其实千夫长并无意为我们展示“长调”音乐的本身,他实在是想给我们讲述一个生命故事,长调只是作为一个象征存在,正如卡夫卡的《地洞》展示的实际上是人类的困境。所以有些试图读出长调悠扬旋律的阅读者,恐怕要失去阅读期待。千夫长并不会把着力点放在音乐上。
千夫长这个出于成吉思汗军团的命名,使我相信,蒙古草原对这位小说家命中注定的影响,《长调》中“我”并非千夫长,但由于“我”与千夫长本人年龄经历相近,因此,评论者可以将其视作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与亲历者。活在活佛的影子里的“我”,从开篇的风雪之夜马车之旅到后来的长调歌手,作者的历史框架中实际上有三个空间,也可视作三种秩序:活佛的宗教空间,神与人的秩序;草原上生命的空间,人与自然的秩序;国家意识形态的空间,以革命为标签人为的秩序。三种空间撞击,五种秩序冲突,构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动力。
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中,作者预设了一个历史框架,并对“我”的身份做了一个颇具深意的设计:“我”是尼玛活佛的儿子,同时又承继了父亲还俗后长调歌手的职业。按照宗教规矩,活佛是不过世俗夫妻生活并且没有儿女的,但“我”的父亲因为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缘故还俗了。这个人物的设计,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显得新鲜独特。父亲从寺庙回到故乡,“草地上的人们都聚集来到这条路上看望阿爸,‘看望’这个词是政府允许叫的,政府不能阻止人们来看望曾经神秘的活佛,但是不能用‘参拜’这个词,更不能有下跪、摩顶这些动作。”可是,“虽然是还俗的活佛,在科尔沁草原上,活佛永远是活佛”。“我”恰恰活在活佛的影子里。“我”来到人世,去到旗镇,所有的人生出发,都是因为活佛父亲。
引发我兴趣的是作为蒙古人,活佛在千夫长的心目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我看来,“活佛”是提升《长调》作品的两扇大门:一是揭示文化真相;一是抵达灵魂彼岸。蒙古人自有蒙古人的一套文化体系,蒙古人自有蒙古人的一路文化心理。在汉文化的参照下,其差异性本身就有很大的魅力与意义空间, 当然,仅仅靠差异性是不够的。所谓抵达彼岸的努力,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从“世道”跨越到“人心”,是对灵魂的追问,而从特殊意义上说,又有可能借一种个人体验上升为对“灵”的追问,进而获得作品更大的涵括力以及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从这一角度来看,《长调》的后半部的人生经验略嫌单薄,以至于难以支撑在厕所突然发现活佛尸骨这一具震撼力的细节。《红马》和《长调》都是书写作者童年记忆的作品,《红马》里有一份飘逸,一份叙述中形成的速度,犹如骏马驰骋,但作品成之于飘逸也失之于飘逸,叙述节奏产生诗意的同时也有了漂浮感。这一点在《长调》中有了变化,草原生活的描写更深沉了,诗意的表达更凝炼了!千夫长似乎在一步步地接近他最宝贵的童年记忆。我们在享受像《红马》“树上结满孩子”那种场面一派天真的神韵的同时,也有理由要求《长调》“我”与阿茹的恋情有更耐人咀嚼的意味。
对记忆的书写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无论是个人的记忆,还是历史的记忆,它们总是在历史风云烟尘散去之后,顽强而执拗地呈现出来。历史因此不再是教科书里的一段话,不再是历史学家理性的叙述,而成为具有现场感和盈实人性内容的历史场景,这样的文学使人物再次成为历史的主角。也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我失望于作品止于少年经验层面未能提升,惋惜于珍贵的诸多细节未能焕发出更大的艺术光芒。这里既有艺术技巧,比如长篇小说编织故事、创造冲突、幻境想象等处理手段的丰富,更有作者本身艺术境界对蒙古草原文化深层进入高度契合的程度问题。“我”作为活佛的儿子,完全可以三个入口进入那段特殊的历史:活佛;我和亲人;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三种生活空间和社会秩序不但是作品的叙述动力,更是作品提高艺术境界的最大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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