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进步的主要精神，体现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原始宗教只不过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不足和错误所产生历史遗存。旧时代的统治者则利用人为宗教来缓解社会矛盾，利用部分与统治意识形态不直接冲突的科学知识来包装人为宗教，以作为神权统治的工具。张羿抛出的用基督信仰改造儒学而创造新儒教的药方，是可笑的新宗教运动：“基督信仰成全儒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李申主任研究员在《科学与宗教简论》中指出：
“人为宗教面对的主要是人类社会，它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矛盾。从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转变，不是宗教自身要转变，而是社会需要自身在转变。人类的发展，使他们自己在面对自然界、要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时候，必须首先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人为宗教也就应运而生了。”
“人为宗教解决人与人矛盾的方法，也是要依赖或借助神灵的力量。不论各民族、各时代人们对神灵的观念有多么不同，但人为宗教的神灵、至少是至上神，作为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存在，则没有区别。人为宗教要解决的是社会的问题，而且又要依赖或借助神灵，它也不会去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且和原始宗教一样，把人类的精力引离自然科学、因而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必然的。”
“宗教由于自身的需要，必须去接纳某些科学成果；宗教由于本身的性质，它也必须把科学的结论做成教条，这些教条，或早或迟，不可避免地要和新科学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当时要依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势而定，长远则必然是新科学的胜利。”
“宗教不能不接受科学的新成果，但由于自身的利益，它又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科学的新成果，而一定要对科学的新成果加以改造，甚至把新的科学成果变成新的巫术。在新的巫术中，科学新成果的效能被加以夸大，或是被加以歪曲。在这里，科学的发展迫使宗教改变了自身，而宗教又把科学使劲地加以扭曲，纳入自己的轨道。这种情形，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或者说是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也无法避免。因为先进的科学成果，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发现，并且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所享用。就像人的身体在发育过程中会经过生物进化的一切阶段一样，人的意识，从小到大，也会经历人类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教育，会使人们在极短的时期内走过人类千万年里经历的思想道路；教育的缺陷，也会使某些人停留在过去的某一阶段，比如停留在原始巫术阶段，把最落后的东西当成未来的曙光。古代国家把这些经常、不断产生的以巫术为基础的宗教行为或宗教团体称为妖术和‘邪教’，所谓邪教，和当前世界性的所谓‘新宗教运动’同一性质。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宗教’，科学的说法应当是‘巫术性宗教’，或简称‘巫教’。”
英国学者保罗·戴维斯在《上帝与新物理学》一书中也指出：
“在工业化世界中，科学的影响及成就是最为明显的，因而，人们与主要的传统宗教机构的联系急剧减少。”
“与宗教的衰落较为相关的原因是，科学通过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致传统的宗教或许显得失去了那种直接性，而那种直接性又是在人们应付现今的个人及社会问题时向他们提供现实的帮助所不可缺少的。假如教会在今天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忽视，那也并不是因为科学在与宗教进行的长期战斗中取得了最后胜利，而是因为科学如此彻底地使我们的社会重新定向，以至圣经所描绘的世界图景现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时代性了。”
“世界上的各个主要宗教都是建立在公认的智慧和信条上的，它们都根植于过去，难以应付变化着的时代。教徒们匆忙之中发掘的灵活性，已使基督教能够容纳一些现代思想的新观念，以致今天的教会领袖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认为是个异端分子。但是，任何一种以古代的概念为基础的综合性哲学都面临着适应太空时代的艰难任务。因而，很多幻灭的信徒转向了‘次要的’宗教，这些宗教似乎与星球大战及微晶体的时代更合拍。与不明飞行物体、超感官知觉、心灵交往、信念治疗方法、超验冥想相关的崇拜以及其他基于技术的信仰大行其道就证明，在一表面上是理性的、讲科学的社会中，信仰和信条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古怪的信念是属于毫不羞耻的非理性的，虽然它们都有一个科学的外表。用克里斯多弗·埃文斯1974年在Panther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来说，这些信念都是对 ‘非理性的崇拜’。人们转向它们，并不是为了求得心智上的启蒙，而是为了在一个艰难而无常的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把知识甚至是最新的科技知识变成教条、信条，无条件地灌输给教徒，以控制他们的思想，这是宗教作为神权统治工具的根本需要。用科学粉饰自己，用理性化和伦理道德包装自己并不能改变任何新宗教的神权统治工具的本质。
张羿企望创造的新儒教的核心信条之一是基督信仰的“博爱”或“普世之爱”，用“博爱成全仁爱”。——一个纯粹非理性的信条，绝不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计算而产生的理性思考的产物。
须知，基督信仰的“博爱”和儒学的“仁爱”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异。
基督教的“博爱”是“爱一切人”，这里的“一切人”是一个“团体”的概念，指同一个宗教内的教友、同一个国家内的国民、同一个团队内的队友等等。在西方根深蒂固的两分法的思维习惯下，人类也被划分成人与魔两大类， “一切人”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限制于“团体”内部人的范围内；“团体”：宗教、国家、企业、集团之外的“人”，基于利害冲突，时常被罩上邪恶堕落的“魔鬼”的阴影，而不属于“一切人”的范围，此时仇恨、敌视替代了““博爱””，对“魔鬼”的恐惧使团体有了内聚力。因而，对团体内的“博爱”和对团体外的敌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的凝聚力更多的是依靠外力的挤压，而不是内部爱的吸引力。西方的“团体精神”其内涵有很浓重的西方文化底缊，它并非以人伦为主导。美国的当权者不断寻找邪恶堕落的“魔鬼”，妖魔化他国，寻找假想敌，就是这种“博爱”机制的内在需求使然。
儒学的“仁爱”是“仁者爱人”。基于东方的整体思维习惯，此处的“人”只能是人群的整体，并不强行划分为人魔两大类。其中依照阴阳思维的习惯自然也区分了君子与小人的两种趋势，但要求“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非但没有敌视的意味，而且学“道”就能“爱人”。爱人是自然之道——规律之所在，只有还没有学“道”的人才不懂得爱人；学了道，人人能成为君子，没有强行把人群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类的意图。在东方，“群体精神”才有深刻的文化底缊。西方所谓的“团体精神”在中国缺乏所必需的文化根基。
另外，应当弄明白的是：“仁爱”指“亲亲”，而这里的亲近的程度犹如物理学上的“距离”，作用力与距离成反比的规律在这里同样成立：爱有差等，亲疏有别，越近越亲，越远越疏。这与人们所说的“一视同仁”的原则相悖。为何刻意要违背这个原则呢？其实这个“原则”一点也不现实。一个有数十万员工的企业总裁，怎么能够对工作中非常亲近的副手与对近日才招收进来的素昧平生的新员工做到“一视同仁”，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做到同等程度的关爱呢？美国总统对与自己的利益攸关的美国商业巨头和对妨碍自己利益的伊拉克平民百姓，能做到“一视同仁”，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做到同等程度的关爱呢？其实，实际上的关爱自然是有强有弱的，其强弱也不可能是随意的，而是与实质上形成的亲疏、距离有关。这才是客观的事实。
人们不禁要问：似此亲疏有别，下属会感到不平的，又何以用关爱来吸引全体组织成员呢？对此，孔子说：“近者说，远者来”。说，悦也，身边的人因倍受关爱而心悦诚服，人伦关怀首先作用在近者身上，起了明显的吸引的作用，而这些近者又依次照办去关爱他们身边的近者，这就扩展了更广泛的一层吸引作用。似此，层层传递，关爱之力就由领导核心通过中坚层层层向外传递，而至于无穷，有效地弥补了吸引力随距离的加大而减弱的缺憾。
这是一种与自然界的引力相类似的从中心层层向外扩展的吸引现象，它与“团体精神”不一样，它有中心而没有边界，依靠吸引力而凝集整个群体，不一定要借助于边界外的外力的威胁来“团结”内部，也无需寻找假想敌作为依托。“君子”以此通过自己的班底来影响下属，自然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比，勾结；周，团结。君子用人伦之力团结整个群体，堂堂正正，根本就不需要相互勾结形成小团体来与他人对抗，以便利用外力逼迫内部的人就范，以图私利。因此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有也。”这也就可以说，用外力的挤压为主的“团体精神”或“危机管理”等等办法虽然也可以集结部分人群，形成暂时稳固的团体，以应付燃眉之急，急图近利；但不用仁爱的办法，用人伦关爱的力量从内部形成凝集力，就难以团结组织内外的更为广泛的人们长久地成就事业。而现代企业，追求的不再是把组织范围内的一群人集结在一起，作为为投资者谋取暴利的工具而已，而是团结企业员工，以顾客为上帝，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不使用仁爱的力量就不可能达到这种目的。
而“博爱”就不具有这样的内涵。它实际上依靠团体之外的“敌人”的压迫力来作为维持内部团结的机制，也就成为西方惨绝人寰的宗教战争的结构性根源。而并非张羿所粉饰的“基督的爱是无限的，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上帝，他的爱就不可能有差别”。
对此，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作了精辟的分析:
“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之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稣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又一段记载耶稣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以上两段并见韩亦琦氏新译本)。(中略)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家族的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为别的超越家族的大群(指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之道德空气，则固前后如一。(张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
“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路的是基督教；同时不待说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严格讲，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并非自他们而开始。但这好比本能生活理智生活同为动物界所固有，却到节足动物脊椎动物出现，而后本能理智两路始分一样。中西社会构造既于此而分途，所以我们正应该指出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国之路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此两相反之趋向遭遇一处，这方一直未曾受变于那方。相反地，倒是那方妥协于这方。除《新约》译文对于原文不得不修改外，他们教会人士且承认了中国人敬祖先和祭拜孔子各种礼俗。”
张羿所标榜的“自始至终无可辩驳”的《圣经》为了宗教生存的实际利益，也公然作了妥协，对无可辩驳的耶稣说的话也敢于随便就“大加修改”，玷污圣灵。基督信仰的“神圣”令人啼笑皆非。可见说得好听是人人都会的，但实际的利益所引发的实际作为才体现基督教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李晓岗博士在他的的研究报告《美国反恐战争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清晰地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实质：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强调忠于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相信美国是承担着上帝赋予使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自从建国起，美国就一直根据外部某个‘邪恶堕落’的对手界定自己的‘使命’，凝聚国内的‘爱国主义”。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在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主义’情绪，人们到处悬挂国旗，高唱国歌，孩子们诵读‘国旗誓词’。与此同时，保卫国家安全的呼声压倒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关注，报复心理、排外意识得到大肆宣泄，以至于电视主持人丹·拉瑟说，美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达到 ‘杀气腾腾’的程度。排外和宗教不宽容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是排外概念中的敌人，恨乌及鸟，美国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也成为美国人排斥的目标。美国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掩饰不住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右翼的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莱姆牧师说，‘伊斯兰教是一种邪恶的宗教’”。
张羿对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声指责道“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民族，而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大国。”但被他视为精神典范的美国人宗教加爱国主义的“非理性”的愤怒和激情，以及激情之后的编造谎言，屠杀平民，虐待俘虏等 ‘杀气腾腾’的行为，肯定不会斥之为“非理性的美国”而言拯救美国，更不敢讥讽为“平时看打架，过年看杀牛”的庸俗牛仔。对这种根本就把张羿所谓的“耶稣教导人类要爱敌如友”的神圣的“普世之爱”置之脑后的伪善与虚伪，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张羿先生恐怕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会再一次坚决奉行美国式的“双重标准”，泰然处之：连耶稣都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仇恨和杀戮又何足为奇呢？
总之，用存在这样多有缺陷的类似的信条来建造新宗教，是福耶，祸耶？
不顺应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不吸取西方文化进步的因素，不张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反而开出反科学精神、反人文精神的新宗教运动的错误处方，是想救世还是误世？是愚昧无知还是别有用心？人们不得不严肃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