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视角出发的学者往往具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多元化理论视角,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各种理论资源。典型代表人物有莫里斯·迈斯纳和阿瑞夫·德里克。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实际上,民粹主义的影响将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国外学者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纯粹的民粹主义是存在冲突的,中国社会从1919年之后更像是天才统治,本杰明·史华慈就说:“在中国早已出现过与民粹主义相类似的观点,不过,它很快就被俄国革命的影响压倒了。”1919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止了“一种成熟的民粹主义的出现”,在中国继续存留下来的“是天才人物统治论者,而不是信奉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呢?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1)毛泽东没有完全坚信列宁主义关于天才统治论的观点,他的思想带有一种民粹主义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人民’本身(特别是农民)具有一种潜在的‘普遍愿望’和一种天生的‘社会主义意识’。”(2)在毛泽东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就看到中国人民作为统一的实体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对人民固有的潜力的特殊信赖,使毛泽东更像民粹主义,而不像典型的列宁主义,因为后者对群众自发性表示怀疑。(3)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高度肯定和赞美作为有组织整体的“人民”,因为他们有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4)革命结束后,毛泽东仍然倾向于农民,认为农村和农民群众是革命创造力的源泉,而城市地区是社会和思想的污浊之源,这同俄国的民粹主义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认为,现代城市是有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风俗和传统基础的危险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5)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如果要有未来,就必须建立在村社的基础上,避免西方社会错误,借用现代西方技术加速其经济发展能力,要对落后本身的纯洁性保持高度浪漫和动情的赞美。毛泽东也有与上述主题相似的论调,这种论调到1958年达到顶点。“当时,毛将‘一穷二白’说成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优势。自然,所有这一切之中,最‘空白’的是青年,因而青年是最纯洁、最革命的。”(6)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绝非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相反,它是完全依赖于人的愿望、能力和觉悟的。毛泽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他还是对历史的客观力量缺乏信任,对未来的观念也模糊不清。“毛一般不信任中央集权;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极端厌恶专业化(和一切有分裂‘人民’危险的事);他长期对知识分子心怀敌意;以及他‘思想’中浸透的和他大半生所特有的英勇革命、自我牺牲的浪漫色彩。”这些使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更像是民粹主义者。(7)毛泽东晚年提出的用以实现预想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那些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包含着强大的平均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冲动,这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特色,不是俄国列宁主义的特色。正是基于上述几个方面,国外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主义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中,大多数有特色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式的信仰和冲动;毛主义里的民粹主义成分,在中国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被轻易地假定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性质的东西,是具有深刻的重要含义的。”
如果说莫里斯·迈斯纳正确地看到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者共同的表现特征,大家一定不会有所怀疑,但如果说莫里斯·迈斯纳也看到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者不同的表现特征,大家就有所疑问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为民粹主义视角的介入而变得淡化和模糊,我们传统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肖像因为民粹主义视角的介入而动摇。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种理论视角透视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否真是毛泽东思想肖像“原图”,这一种比较结论是否真的可以成立,这样一种比较研究是否是坚持了一种正确的立场,是否具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合理性,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外学者力图从一个更加新颖的理论视角为我们阐述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的学者基于上述观点认为,国外学者的研究不值得一提,因为,他们的研究仅仅看到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没有研究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例如,莫里斯·迈斯纳的研究就仅仅关注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认为这是毛泽东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
实际情况与这些学者的想法是存在出入的,国外学者是看到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点的,如果说在西方学者眼中民粹主义倾向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区别,那么乌托邦主义则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迈斯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设计了一个据说蕴含在当时历史中的共产主义未来的乌托邦幻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把许多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幻想谴责为‘乌托邦的’,他把这些思想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前工业社会落后条件的不成熟的思想反映,并认为它们是与现代历史‘实际活动’相脱离的。”“毛泽东主义(在西方世界‘毛泽东主义’为人们所知,中国官方经典的说法则叫‘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并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的幻想,同时又是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的一种学说。”由此可见,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乌托邦主义。在莫里斯·迈斯纳看来,毛泽东的未来观中具有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这种成分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和发展来的,在革命年代结束后建设未来社会时表现得最充分。“在革命年代,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或毛泽东的未来观中几乎没有什么可称之为乌托邦的东西。”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那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年代的未来观中没有乌托邦的东西,而革命结束后的年代里又猛然出现乌托邦的东西。至于毛泽东未来观中的非理想化成分,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它同乌托邦的东西具有相同的社会作用,毛泽东具有一种把变化看成永恒并值得追求的哲学世界观,这似乎确保了毛泽东乌托邦未来观比普通的乌托邦未来观更富有历史现实性,毛泽东未来观中的这些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一起鼓励着人们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他那从长远考虑的非理想化观点和思辨就起到了支持那种鼓动人们为改革而拼搏的政治和道德要求的作用。他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都起着一种使人们行动起来, 改造世界并改造他们自身的作用。”
同莫里斯·迈斯纳一样,阿瑞夫·德里克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进行了仔细考察,他是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视野来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重新构建一个现代社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现代性和现代化语言的,马克思的思想给毛泽东进行现代性的选择提供了很大帮助,毛泽东在中国背景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求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使他很自觉地把自己与中国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了。 “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一种结构要素而把一种对现代性的极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嵌入了现代主义之中。”在此立场上,阿瑞夫·德里克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一种语式,毛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推论结构中刻上了层次多样的历史处境的印记,毛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这一历史处境中产生出它的问题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且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和民族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这两个共存的过程也是对立的。它们充满矛盾地建构了一种语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由上述两个典型代表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学派的国外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含量,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他们展示出的不仅是新颖的观点,而且有多元的理论视角。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更具理论内涵的毛泽东形象,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见,没有必要纠缠于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可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平台上探讨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关系。我们在肯定这样一种理论研究立场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牵强附会的色彩。比较研究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有时也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认识事物,加深对事物的印象。但比较研究是有前提的,理论上的比较研究有时需要考虑实践因素,有时需要合理的立场。没有十分合理的理论研究立场,作出的比较研究成果就值得怀疑了,一般而言,比较研究必须坚持辩证法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脱离客观历史实际进行“虚假”比较。带着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西方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比较毛泽东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关系时,强调民粹主义倾向是毛泽东区别于马克思的重要特征,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从毛泽东思想表面看它与民粹主义有某种相似性,就断言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思潮,毛泽东在实践中强调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从实践角度展开的理论创造,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毛泽东已经充分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因此,毛泽东主义同民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该草率地断言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也必须指出,莫里斯·迈斯纳看到毛泽东主义与民粹主义具有表面的相似性,这是具有合理性的,不能否定他作出的研究努力。
与莫里斯·迈斯纳相较,阿瑞夫·德里克的比较研究就更需要商榷了。应该肯定的是,阿瑞夫·德里克的比较研究带有一种辩证法的色彩,虽然不是在主要的层次上。他在展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时,不是从现代主义一种理论研究立场出发,而是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两种理论研究立场出发,坚持矛盾统一的理论研究原则,比那些坚持一元化立场的研究更具深度。有疑问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是否能把毛泽东放入这种视野中进行透视? 笔者认为,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性”,与国外学者所概括的现代性的经验是有区别的,从本质上讲,它体现毛泽东追求“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虽然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表现出现代性的经验特征,即打破一切固定结构的东西,创造出一个新社会。但仅仅从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出发,用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立场来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存在风险了。正如阿瑞夫·德里克自己所预料的那样,这样做是存在着很大风险的。“说它冒风险是因为就我所知,毛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些术语或者借助这些术语来思考问题。在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曾明确提到过有关这些术语所意指的问题;危险就在于当人们用概念来解读与这些概念不相同的思想体系时可能发生歪曲甚或导致无中生有。然而冒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谓风险也是含混不清或带有矛盾的东西。”
总之,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从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来看,我们国内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让我们国内的研究耳目一新,在这个问题上展示出的理论研究立场和理论研究成果,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